2002年1月25日，上海”

　　7月4日

　　7月4日上午。李意欣照例去东直门医院做针灸。每周一、三、四各1次。这是李意欣目前最重要的治疗，或者说，也是最有形式感的治疗。

　　从方庄到医院，李意欣乘公共汽车，然后步行，“走过一串老胡同，很宁静，走了将近两年了，让我感悟了许多。现在我的病差不多好了，那里却被拆掉了。”

　　医院里的姜老，也是名医。李意欣已经跟姜老很熟了。一进门姜老就埋怨李意欣，又忘了替他买旧式的棉质汗衫。而李意欣像小孩一样耍赖，说制作那种汗衫的服装厂都倒闭了，没地方买。

　　“姜老把我当作是他的朋友，而不是病人。”李意欣很感激有这样的医生。“姜老在针灸时常会有问题问他的助手，她们有时答得都没有我好。”

　　李意欣对自己生病的身体是如此的熟悉，在扎针的时候，他甚至建议医生，什么穴位可以怎么扎。在医院里，我发现了李意欣有些顽皮或者顽固，而他的医生姜老也是这样的性格。

　　每一针刺入，李意欣都忍不住呼喊一声。出来后，李意欣对我们说在针灸时他似乎感觉到与宇宙合为一体，这种时候，他喜欢看窗外的一棵桦树，会觉得心里特别静。

　　针灸室的窗外曾经是一片胡同，如今成为工地。只能看到一棵树了。

　　我突然想到李意欣跟我讲过的童年的上海，那里有梧桐树，那时候李意欣看到一对老犹太人相扶着在树荫下走过，很温馨地享受生活。“刹那间我觉得上海是属于他们的。”那些场景让李意欣记忆深刻。

　　“28岁，我才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。”李意欣说自己出生在上海，那是一个西化严重的城市。而在北京，他开始寻根。第一次来北京时，他就在这个医院附近住下，窗户一打开，便有胡同和树。

　　同样是树，因为人已不同，感触也是不同。世事难料。

　　下午，是李意欣的看书时间。地点在“赛特”地下的一个快餐厅。

　　这是李意欣3年来的固定读书场所。一个靠窗的位置是李意欣的固定位置，我们来的时候，正好有人，李意欣就和我们在旁边等。“服务员都认识我，有时她们也会帮我抢占那个位置。她们有时也很奇怪，怎么我天天来，不去上班？我也没法跟她们讲，讲了也不理解。”

　　“坐在这里看书，要一杯茶，突然响起背景音乐，感觉很好。这个位置，我能看到外面，外面却不能影响我。”坐回了自己的位置，李意欣觉得有点累，决定先打个盹。然后吃一个自带的水果，身体最近比较燥热。

　　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李意欣消磨了无数个下午，看书，看报，写东西，还有，和他在药房里认识的一个药剂师朋友讨论自己的病情。

　　“我的方子经常要铺满一桌子，然后反复讨论。是不是肾阳比较虚？是不是肾阴比较虚？是不是肾气的问题？是不是肝的问题？要不要换个大夫？有位大夫的更换问题，讨论了半年才决定。有时服一段药感觉情形停滞不前，我们会研究可能是哪一味药的问题。”

　　“开始时我对中医的理解还很浅薄，有疑虑，也不好问大夫，就去问药剂师，就这样我与白塔寺药店的李卫东药剂师成了好朋友。几年来不管多忙，他一直耐心给我意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情形就像在茫茫大海中，我很害怕，没有方向，而他是我的一个灯塔，一种精神依靠。”

　　快餐店里的这个固定座位，就像是李意欣在北京这个陌生城市里的另一个据点。从一个人住的公寓出来，到这个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。“不看书的时候，我就看对面那些字，以前看不清楚，现在越来越清楚了。”李意欣指着一块广告牌。

　　以后

　　7月6日上午，李意欣去游泳。我们跟去拍照。

　　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李意欣都要去运动，让自己出汗，以把内热排出来。同时也是保持一种好的精神状态。

　　←7月6日，北京进步健身中心游泳池里的李意欣。游泳也是他治病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运动量通常是，跑步6公里，游泳1公里。李意欣游泳的姿势很固执，总是一条斜线划过泳道。

　　下午，在李意欣的建议下，我们去了故宫旁边的南池子，那里有一大片的胡同正在拆迁。前几天李意欣就决定要来这个地方看看，对于中国城市建筑的传统，他有切身的感受，并且正在把建筑和他的公关专业联系起来研究。

　　李意欣说自己将来如果不做实际工作，还可以做理论研究。当然他并没有跟我说什么时候会再出来工作，因为他的病现在虽然好了98%，但如果不小心的话，还是会有小反复。“虽然有时有点小反复，但其实这是正常的。”

　　傍晚很迟才回来，路过一个商场。李意欣进去买东西，我在门口等。

　　7月4日，一条胡同。李意欣经常独自在北京的老胡同里流连往返。→

　　门口有一群北京的老太太老头子的街头扭秧歌，锣鼓喧天，她们不断重复着步伐，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从我眼前晃过，似乎快乐就那么简单。

　　看着看着，我突然想哭。其实我在采访李意欣的时候，总是会想到自己。

　　我的身体有没有一天会像李意欣那样没有原因地突然垮掉？到那时我又会怎么继续我的人生？工作重要？还是身体重要？我有没有在文化上迷失？我爱我所在的城市吗？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？……一个个问题居然都是如此迫切。

　　李意欣只不过比我们都更早察觉，或者说，更早受伤。

　　现在想起，我竟忘了问李意欣，得病以来，他有没有哭过。他或许会说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

　　这几天，和李意欣在一起，我仿佛不是在采访亚健康，而是在听李意欣谈他的文化体验。对待自己的病体，他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培养。那天，他的脚气发作，他高兴的说，好了，我的身体开始好了。有脚气就意味着身体在排毒了。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李意欣点起香烟，“能抽烟也就表明我的状态可以了。”在刚病倒的时候，李意欣一个明显的感觉是，连烟也不能抽了。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，他都很在乎。

　　李意欣说，“在大街上，我看到很多人，身上其实都潜伏有亚健康的形态，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。”这句话听完，我忽然有点心酸。

　　李意欣绝对是一个特殊的亚健康病人，在寻找自己的病源时，他并没有把繁重的工作量、恶劣的工作环境作为原因，在他身上，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的是文化带来的身心困境。

　　很多次，我都把他和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的主人公阿甘联想起来，在题图照片里，李意欣也是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追问的姿势。

　　在中国的城市里，如今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高速的现代化和国际化，一幢幢辉煌冷峻的写字楼拔地而起，而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白领鱼贯而入。走在大街上，穿着整齐划一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的脸部表情无外乎两种：兴奋或者焦虑。

　　而你会伤心地看到，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，内心里依然以能够进入高级写字楼为荣，以在国际性大公司里工作为荣，因为那里有高收入，那里说英语，那里有与世界接轨的机会，那里可以成为标准职业人。这一切似乎都成为无可非议的人生追求。

　　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？白领生涯，总是让一些人憧憬，也总是让一些人受伤。

　　李意欣作为亚健康病人，或许不具有普遍性，却其实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：应该怎样正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，怎样汲取自己的文化营养，在国际化环境里如何融合中西文化……这些都是让城市职业人忙碌得忘记思考的问题。

　　这些或许才是“亚健康”作为社会病的源头。

　　那天，走在大街上，我看到路边一个巨大广告，一个所谓的尊贵人士悠闲地翘起二郎腿，当然，外面套着的是职业西装。

　　我突然觉得，那些东西不能再相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