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儒医”黄衍强
儒医,是当地人对淄博延强医院院长黄衍强约定俗称的称呼。然而,当细究起为什么这么称呼,有的人说是因为黄院长经常戴一副眼镜,文质彬彬;有的说是因为黄院长注重国学,为人孝道,有浓厚的儒家思想;有的人说是因为黄院长做人谦和,注重修养;还有的人推测,是黄衍强学问超群,著书立说颇多的缘故。虽然众说不一,公论他是儒医的说法,却是众口一词。
“儒医”是医家中最高的称誉,是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所决定的。尤其到了宋代,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。范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,去灵祠祷告求签,问道,他日能成为宰相吗?得到否定的签后,便说,如果不能实现的话,就作一个良医吧。在古人看来,良相可恩泽天下,除此之外,能实现救人利物心愿的,就莫如良医了。良 医上可疗君亲之疾,下可以救贫民之厄,中可以保身长全。此后,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就成为了旷世流风、儒士箴言。
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,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、家藏方,如陆游的《集验方》、苏轼和沈括的《苏沈良方》等都属此类。受宋代儒学“格物致知”学风的影响,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,如王安石即自称:“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,无所不谈,农夫女子,无所不问。”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著《格致余论》中论道:“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。”他个人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此外,儒医之说还适应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,既可满足精神心理需求,又可用来谋求生计。如董汲少年时考进士落第,遂放弃举业从事医学,成为宋崇宁大观年间的名医,着有《斑疹备急方论》、《脚气治病总要》、《旅游备急方》等,传世至今;朱肱出身世宦豪门,元佑三年中进士,历任雄州防御推官、知邓州录事、奉议郎等职,后因忤旨罢官,身处逆境,常以贾谊的“古之人,不在朝廷之上,必居医卜之中”自勉,隐居杭州大隐坊,潜心医学,深入研究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一书,几易其稿,前后经二十余年时间,终于撰成《类证活人书》,流传甚广,影响深远。
儒医由于儒学修养功底较深,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,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,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。
黄衍强自幼喜欢中医,上小学时就花1毛9分钱买了一本《常见病验方汇编》,根据自己的不适对照书本开方用药;上高中时,花5分钱买了一支针灸针,试着扎自己身上的穴位,17岁便正式做了一名医生。然而,青年时的黄衍强也有做“良相”的远大抱负,三年的军旅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,却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,复员后便办起了自己的诊所,经过30多年的努力,成为我市有名的中医治疗血液病、肿瘤方面的专家,他在医疗专业及社会活动方面的盛名,倍受同行推崇。医疗成果丰富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,出版专著多部。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的儒士箴言在黄衍强身上得以实现。
难能可贵的是,黄院长在研究学问的同时,更注重国学传统教育,把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孝经》等传统国学知识做为教育培养年轻人的一种手段,在医务人员中积极倡导“行医先立德,救人先救心”的行为准则,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,被淄川区评为“四德工程”的模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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